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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家庄城市印记·解放忆述(九)

(石家庄解放初我做公安工作的回忆 陈叔亮)

石家庄政协???时间:2019-08-26???浏览量:

  1948年1月,那时,我在中央社会部当第一室副主任,主任是罗青长,负责情报工作。二室是管保卫工作的,主任是汪东兴,副主任是方志纯,中社部长是李克农。


  1947年11月12日,石家庄解放,一下抓了国民党党、团、特、还乡团2000余人。抓的太多,监狱太满,公安局审不过来。石家庄市毛铎同志、柯庆施同志请示刘少奇同志,刘少奇同志打电报给后委,要中社部派个审讯组,到石家庄帮助审讯工作。当时,李克农同志说本来应当派二室的负责人带队去,二室对保卫工作很熟悉,但是,由于二室方志纯腰伤了(躺在窑洞炕上动不了),李克农同志就让我带队,抽调十几位同志成立一个工作组到石家庄帮助审讯。行前,即离开晋西北的时候,李克农同志指示:石家庄是我们刚解放的第一个中等城市,面临全国胜利的大好形势,审讯工作要遵循中央“首恶必办,胁从不问,立功受奖”的政策,要重视证据,加强调查研究,严禁乱打乱杀,对一般国民党员、三青团员无重大罪行的,可以早日释放。党团区分部以上人员和特务分子,则按罪行轻重判罪。把证件、材料、口供、处理意见整理上报,请华北局审批执行。由于关押的人多,审理时要先粗后细,先易后难,没证据的,一般人员可以释放的就释放。这样处理既迅速,又可保证把重点犯人的问题细致地搞清楚。


  我们根据李克农同志的指示,由晋西北徒步去石家庄。我们当时的成员有15个人,记得有戈矛(徐光霄,当时是一室一科的科长,后来在文化部当过副部长)、晋巩、徐守身(这个同志好像已不在了)、孙振(公安部的局长)、武创辰(后来在石家庄市公安局,现在可能在东北)、刘坚夫(是前一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),肖德好像也是那时去的,还有樊学仁、张珍(女同志),这两位都是年轻人,这些同志都是比较强的。其他还有哪几位一时记不清了。在到石家庄之前,我先到西柏坡向刘少奇同志请示,少奇同志指示:在解放城市时,对国民党人员逮捕其组织中的主要反动分子,不要牵连太广,已逮捕的国民党、三青团一般人员可登记释放,有些一般问题的也可以放出由派出所和群众监督。只有罪大恶极、有民愤的、有血案的人犯,主要是行动特务可以严惩。但应经人民法院审判,报上级政府审批后执行。一定要执行政策,少杀。对邻区、邻县我党、政机关、农民团体到石家庄市逮捕或押解国民党特务或还乡团分子的,市公安局必须严格掌握,必须有县人民政府证件和确凿的罪证材料,经过认真审查,交代政策后办理手续,方可接走。少奇同志指出,石家庄市是我军在华北解放的第一个重要城市,临近党中央所在地,对指导与平津敌人的作战和斗争有重要作用。要从石家庄摸索出管理大中城市的经验,同时要防止敌人的进攻和破坏。


  工作组到石家庄后,在市委领导下,市公安局统一制定计划,对关押的国民党、三青团分子,中统、军统特务,还乡团以及一些嫌疑分子共2000多人进行了审讯处理。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全部审理完毕,实践证明了我们党政策的正确性。当时,我们面临解放全中国的大好形势,提出的一些看法、一些政策性的意见,还是有参考价值的。工作组的这些同志现在虽已分散了,但这一时期的工作是可以肯定的。因为克农同志特别是少奇同志的指示很明确,我们执行起来,就有信心、有把握。我们执行完了以后,也向他们汇报过。这一部分工作,现在看来,政策的问题总是最重要的。做保卫工作,要特别注意政策这个问题,我看了当时的《关于审理石家庄国民党特务的报告》总结,有很多感想,感到这部分材料,有一些政策、观点将来可以建议有关部门,把它印发,还有参考价值,特别是台湾还未回归祖国,港澳还未收回,可以作为政策教育的参考。


  审讯工作结束之后,我到中社部作了汇报。不久,李克农同志告诉我说:现在中央找我们要人,说石家庄市公安局长陈守中不干了,中央要中社部派人,现在还是你去吧。


  我说,我也没干过公安工作,审讯工作就这么一段,大家干的么,当公安局长我干不了。他说反正你已干了一段,已接触了这个工作,知道一些情况,你就去吧!在5月下旬我服从组织分配去石家庄,6月上旬到石家庄市公安局工作。当时,王应慈是副局长,他和我是在抗日战争中熟悉的。张季良同志是一道从延安到晋察冀的,也很熟悉。有他们在一起工作,公安工作虽然没有做过,但知道这是掌握自己的政权,保卫党和人民,工作很重要,我还是愿意做的,就承担起来了。跟我去的还有武创辰、康岱沙,可能还有肖德,其他人记不得了。我在石家庄市公安局担任局长也就是半年多的时间,准备天津解放,就又把我调走了。

  

  我在石家庄工作的这段时间很短,大事情呢,一个就是石家庄要做平、津的情报工作,这一部分做了一点。在了解平津国民党军政动态、保卫中央机关、保卫石家庄方面做了一些工作,但是做的不够,主要的就是发展了一些关系,同上级华社部


  (编者注:华北局社会部。下同)有些合作。对平、津、保当时要紧的就是对敌人特务的反用问题,像任福如问题。我们反用敌人,特别是有电台的特务。我们在工作中很谨慎,敌人的电台绝不能让它在我们这里起作用。敌人发电报,你不清楚,把我们的情况报出去了,你也不知道,这就很危险。所以,尽量地不让敌特在我们这边使用电台。后来,把敌人在石家庄及附近地区潜伏、埋藏的电台基本上都挖出来了。当时反用敌人,我们得控制得住。为取得敌特上级信任和迷惑敌人,我们也给他们假情报发,这些假情报都是普遍知道的,或者对某种事情故意夸大其词。这些都是经过上级批准,严格掌握的。被人家利用了,或者给人家提供了情报,这个不行。解放了的石家庄是敌人的眼中钉、肉中刺,因为当时石家庄有大兴纱厂,有焦化厂,又是铁路枢纽,是通向解放区特别是党中央所在地的门户,这对我们解放战争的发展有重要价值。大兴纱厂能生产多少布?比在根据地用纺车纺线不知提高多少倍。我们靠着这些就要起大作用。我们不管怎么也得保卫住它。要知道敌人想干什么,有什么企图,要摸准敌人的动向,在这一方面我们还是做了一些工作。


  石家庄还发生过几件大事。一是敌机轰炸我们石家庄,这件事情发生时,我正好上平山去开华北公安会议,几个分区的公安局长跟华北局的领导同志都在那里。敌机一轰炸,当天晚上曾涌泉(石家庄警备司令)就给我们打电话说:敌人轰炸了石家庄,公安局损失最大,死了13个同志。第二天一清早我就和警卫员骑上自行车赶回了石家庄。当时,市内很乱。局里死的13位同志已举行了简单的追悼会,暂时埋起来了。市局内还算好,我们押着一部分犯人,看守所的刘侃所长管得很好,没出事。有几个同志,在敌机轰炸的时候,从后面往外跑被炸死了。为什么死的便衣队的同志多呢,因为他们想从后门跑出去工作,结果被炸倒的墙埋起来了。王应慈也是从土中刨出来的,没牺牲,算是死里逃生。后来我们仍坚持在那里办公。每天敌机侵扰多次,不免受了一些影响,因为敌人飞机在上午9、10点就来了,每次都要丢几个炸弹。那时石市也没有积极防空设备,打几枪也不管用,躲飞机使工作受一定影响,但我们都一直坚持工作。市内的情况,还是比较稳定的,全体公安战士和人民群众都能沉住气,坚持生产,正常生活。这个时候,我还去过华北军政大学,因叶帅(叶剑英同志)那时在那里任校长,去看过他,向他汇报敌情和石市情况。他说:“平津解放后,我们要到北平去,你跟我们去吧!你搞过那里的工作,了解情况。”我说:“服从组织分配!”


  后来一件大事是傅作义奔袭石家庄。这个消息,先从敌特那里知道了。另外,从北平敌人中也摸到了这个情况。当时,有黄敬、萧克、柯庆施、刘秀峰、曾涌泉和市委其他同志。我们一起专门对石家庄情况作了分析、布置,以防敌人奔袭。当时我们华北部队的主力大部在太原周围,太原还没打下来。石家庄附近没有我们的正规作战部队。后来中央下决心从“华北军政大学”调学生,他们都是有作战经验的营连以上干部,把他们调在北边沙河一带,大约有1000来人,沿途通知各县破路,公路、铁路破得比较迅速。我们也通过各方面散布我们从各地调来了部队,使敌人半信半疑。敌先头奔袭部队是骑兵,后边有400余辆卡车。


  我们听说至少有两辆卡车运的黄色炸药,敌人要把石家庄的主要企业炸掉。因敌人知道,石家庄已到我们手中,不可能从我们手中再拿回去了。所以他准备把大兴纱厂、焦化厂、铁路交通炸坏。另外,石家庄离中央很近(中央已到了平山西柏坡)。后来党中央也下了决心,就以军校学员为主在沙河伏击了一下,奔袭的敌人一看是有准备的,也不知道我们是从哪里调来的兵,当即仓惶逃遁。后来6纵队赶到了,把回窜北平途中的敌人给吃掉了。在战斗打响时,我地下工作者李智通过敌台给北平发电报称:石家庄有共军主力部队。傅作义收到电报后说:李电台反映的情况真实,从此晋升李智为中校台长。


  得知平津敌人要奔袭石市的情报后,石家庄全市作了紧急动员。我们石家庄公安局那时也布置了,公安文件及非战斗人员都撤到获鹿一带去了,留下的都是精干的战斗员,准备敌人来了就阻击他,叫他来了走不了。这次战斗是萧克同志组织指挥的。阻击傅作义奔袭石家庄的那个仗打得还是比较漂亮的,使敌人阴谋未能得逞。奔袭石家庄这件事证明一点,就是傅作义这个人还是不简单,他在防守、退缩当中还找机会出击,假如不是我们事先获得准确情报,作了周密部署,遭到的损失会小不了的。这件事很重要,因为保住石家庄,解放平、津的供应就有了保证,人民也就增加了信心。当时咱们石家庄的工作做得很好,没有乱。有一点是供应问题。有人买点粮食什么的存起来,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那时,商业局长是赵子尚同志,他就赶紧把粮食弄来抛售,一下子就把抢购堵住了。反正你买,我有的是粮食,他也就不买了,对政府就有信心了。进攻平、津也是这样。解放大军一进城,我先有粮食,人民就有信心了,因为当时大家都饿得不得了!有粮、有菜、有肉,上街一看都有。上边政策好了,领导好了,下头民心就稳定了。总之,还是政策要紧,政策对了就好,我们在审讯中放了好多人,不少放出来的人跑到平、津,他们现身说法地讲了共产党的政策,起了宣传作用。证明了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,这是件大事情。那时,石家庄市公安局也没有交通工具,就用消防车把文件送到获鹿,当天再回来。当时,消防车只有两三辆,汽油也不多,在敌机轰炸下,还要救火救人,但民警精神面貌很好。当时过的是穷日子,我们都是以自行车代步的。


  傅作义奔袭石家庄事件过去没有很久,华北局社会部就通知我,准备进天津或北平。当时没说定,我问许建国同志,他说现在要进这两个大城市,干部比较紧张,要分一下工。后来中央和华北就分了工,华社部的同志到天津,接管天津公安局。中社部的同志进北平,接管北平公安局,当时中社部与华社部分工时,因为我原来是中社部派到石家庄市公安局的,分到哪边没定。后来中社部和华社部商量了一下,因为我当时建制在华社部,最后把我分到了天津。离开石家庄时,因为当时正准备平、津的解放,形势很紧张,又要保密,所以没有搞送行仪式,连与石家庄市公安局的同志合影都没有来得及。我们把小孩托给华社部方林同志,便从华社部出发了。


  注:本文选自1995年出版《石家庄文史资料》第十五辑《人民城市的曙光》一书。作者曾任石家庄市公安局局长,后调往天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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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石家庄城市印记作者:陈叔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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