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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家庄城市印记·解放忆述(八)

(石家庄解放初期我当街长的8个月——杨法陶)

石家庄政协???时间:2019-08-20???浏览量:

  1994年4月22日下午,在北京中组部宿舍,我们走访了中央组织部办公厅主任杨法陶同志(已离休),请他谈谈1947年石家庄解放初他当街长的经历。杨老虽然年届83岁高龄,但思维敏捷,往事已隔47年,仍记忆犹新,追往忆昔,感慨万端。兹记录整理如下:


  我是1947年石家庄一解放就进市的,和韩子仪、李振海等同志参加了市委调查组,访贫问苦,了解情况。石家庄解放后,取消了国民党保甲制,建立人民政权,一切都处于试验、探索阶段,我就向市委要求,留在基层参加政权建设,市委同意了我的要求,我就到1区5街任街长。当时的行政建制,市以下设区,全市共有8个区,市内4个,郊区4个。区下设街,全市共33个街。街以下是闾,每30户居民划分为一闾,闾下是组,10户一组。我在的1区5街辖大桥街、三民街(原升平街,现五一街)和西小街3条街道,共有500多户居民,是个非常复杂的地段。大桥街是石家庄的主要商业区,店铺集中。三民街(升平街)有升平戏院,有石家庄最大的饭馆,有照相馆、金店、茶庄,还有引人瞩目的头等、二等妓院;西小街却是个贫民街,做苦工的,吹喇叭的、钉鞋的等三教九流杂居在这里。这样,5街的工作就非常复杂了。入城之初,石家庄群众不了解我们,受国民党欺骗宣传,非常害怕我们。而我们也不了解石家庄,没有做城市工作的经验,工作伊始,千头万绪,如同一团乱麻,要在极短的时间理出头绪来,谈何容易!街政府连街长才4个人。当时卡子未开,出市要到街政府开证明。市内主要是进行清查登记工作,还要发动群众搜查国民党残余分子,谁也说不清每天都会遇到什么事。有些国民党军政人员家属留在了市内,没有收入,不能让饿死,还得管他们吃、穿,保证他们的生活。街的工作根本没有上下班之说,有时深夜刚躺下,又传来了敲门声,原来是进城的解放军战士迷了路,赶紧爬起来,派人送出市。这样的事,一天不知要碰上多少起。

  

  工作忙乱还是小事。进城的干部政策水平不同,执行政策有很大差别,再加上对城市的许多事不懂,也给工作增加了难度,还闹出了不少笑话,甚至出过伤亡事故。比如,开始搞大搜查,查武器,查敌特,查封一些商户和居民户,看到拖把,我们的同志不知道是用来拖地板的,非要人家交出大炮不可。看电影,有的同志抢着往头一排坐,以后逢人便说:“进了城,千万别去看电影,晃眼,不能看。”税务局几个人都不懂电,当年除夕有人用湿抹布擦灯泡,触电而亡。类似这样的笑话乃至悲剧闹出了不少,影响了我们在群众中的形象。再就是“挖蒋根儿”,我们初进城摸不着底,宣传动员国民党员主动登记,由于蒋方人员不了解我们的政策,不敢主动登记。有的街干部怕自己负连带责任,出现了过火行为。各街掌握政策不尽一致,加重了群众的心理负担。


  总之,当时的情形是群众不了解我们,不信任我们,我们又不懂城市,“左”的思想影响着不少同志的头脑,增加了我们工作的难度。怎样才能站稳脚跟,建立起稳固的政权,这是我任街长时面临的重大课题。


  工作千头万绪,保持清醒的头脑十分重要。政策对头是当务之急。建政之初,每一件工作政策性都很强,又是我们不熟悉的工作,不大懂,就边干边研究,边摸索,边改进,既费力,更费心。柯庆施市长也经常把街长们找去,了解街里工作情况、出现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,为市政府决策提供依据。


  在我们5街,工商户集中,能不能稳定他们的思想,是城市生活能不能正常进行、经济能不能保持稳定和繁荣的大事。我们十分注意掌握分寸。坚决贯彻保护和发展工商业的政策。比如“挖蒋根儿”,我们掌握一个原则,有问题个人负责,绝对不搞株连,特别是涉及工商户经理、掌柜的,更加慎重处理,只要不是和敌特有联系,问题说清了、查实了,就立即开会说明,恢复公民权利。不仅不能伤害工商业者,还要保护扶持工商业者。大桥街“乐仁堂”是很有名气的药店,总店设在天津,很有经营特色。石家庄解放后,药店掌柜走了,无货可售,关门停业,伙计们非要回天津不可。让走不让走?争论很大。我考虑,在石家庄,无钱无货,干不成买卖,他们又害怕,如果硬坚持不让他们走,只说留在石家庄大有前途,他们未必真信,不见得有实际效果,不如让他们回去。可是,工商局坚决不同意,说:“让他们走了,有违发展工商业的政策。”我说:“药店眼下没钱没货,伙计们又害怕,门也开不了,还怎么发展?让他们回去,不会有什么坏的影响。”争执不下,请示市委,市委同意放行。于是把伙计们都放走了,只有一个伙夫尤师傅守门,他是唯一坚守岗位没有离开药店的人,而那些伙计们回到总店后,受到总经理的严厉斥责,尤师傅去找我,说:“店里没钱没货,总也不开门,我回天津和总柜说说,让他们早点发货开业。”我又同意他走了,他回到天津。过去伙夫到总店是见不到总经理的,而这次总经理将他当上宾对待,陪吃陪喝,给零用钱,并任命他为乐仁堂药店的经理,立即想办法发了几车药,让先前回总店的伙计们返回石家庄,很快开了业。这显然是我们政策对头,工作方法得当,使工商业者逐步相信了我们共产党和人民政府。


  工作中,感情不能代替政策。我们都是从农村走进城市的,和农村建立了无比深厚的感情,使我们有些同志往往用农民的眼光,站在农村的立场来考虑和处理问题。比如,刚入城,有一件事争论很大,就是让不让农村的铁轮车进市的问题。城市里的柏油路面是经不起铁轮车碾压的。可是,我们刚从农村进城,就不准农民的铁轮车进市,岂不是忘了农村?乡亲们还不骂我们忘本?感情上怎么也扭不过来。最后,柯庆施等领导讨论决定:要往前看,往远处看,要着眼于城市建设和发展经济,不能在我们共产党手里毁了市政设施,否则,我们怎么交待?要做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。随即出示布告,禁止铁轮车进市。这才保护了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柏油路。


  取信于民,站稳脚跟,除了政策正确外,我们进城干部的表率作用也是相当重要的。让群众信服共产党,信服新生的人民政权,我们就得实心实意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,艰苦创业,做出榜样。


  我当街长8个月,亲身感受,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,干部的表率作用是最有说服力的。当时,我们生活相当艰苦,每人每月只发一元钱的零用费,比在农村还苦。柯市长对干部要求相当严格,纪律非常严明,他曾给我们进市干部下命令,一年内,谁也不许在市内买东西。我一年就花了一角钱买了双鞋垫。那时吃得就更差了,一般是有霉味的公粮小米,能吃上一顿窝头、杂面汤,就是改善生活了。几个闾长差不多天天到街政府,日子久了,看我们天天如此,民权街张国祯闾长就对我说:“你们这样的生活能受得了吗?石家庄被围几个月,那么困难,也不像你们这样。开始,我们还以为你们是做做样子,给我们看的。可是几个月过去了,你们天天这样,才知道是真的,世界上哪有这样傻的人,我看只有共产党才能做到。”他们从内心服了我们,工作就好开展多了。


  那时纪律严明,作风过硬,绝不许向群众耍官僚作风,更不准打人骂人。西小街有一户偷电,电业局干部打了人家。我们就开现场会严厉批评电业局的干部,电业局长想不通,找到建设局长臧伯平诉苦,臧伯平狠批了他,指出打人是法西斯作风,是无能的表现,共产党决不允许有这样脱离群众的恶劣作风。


  这样,群众和我们靠近了,相信了我们的各级政府和干部,由怀疑、观望变为信服、拥护。工商界人士也逐渐和我们靠拢、交心了。有个金店掌柜,因经营金银首饰不对路了,改行经营百货。开始资金缺,我们给贷款,但经营仍然不景气,但没多久,却大有起色。问他是怎么回事,他向我们讲了真话。原来,当时我驻军、机关团体很多还在石家庄周围农村,进城买东西,进了店铺门,先问是国营还是私营。是国营就买,是私营扭头就走。他说:我们最怕这一问,该怎么回答?说是私营,做不成买卖,可我们又不敢冒充国营。怎么办?想了个说法,既不冒充国营,也不说是私营,只说:“不管是国营还是私营,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商业。”这样一说,还真管用,买卖有的做了。有时要得货多,像毛巾一买就是几打,店里哪有这么多货,我们就请他们等一等,说到仓库去拿。其实,我们哪有仓库?而是到百货公司去买。连这样的话他们都敢和我们讲了,说明他们向我们交了心,我们已在群众中扎下了根,站稳了脚。


  现在,回想起来,那时,我们争取群众,让群众信服我们共产党和人民政府,全靠艰苦奋斗、全心全意、实心实意为人民服务,这是最根本的。现在出现的种种腐败现象,群众深恶痛绝,如不能有效遏止,反腐倡廉斗争不能取得显着效果,那将是很危险的。


  我当了8个月街长后,调任市工商联主任。1949年,刘秀峰接任市委书记后,因为市场物价涨得厉害,为了弥补经费不足,5月间,市委让我组建土产公司,后又兼管烟草公司。1950年初,市属工商业合并,成立企业公司,我又到企业公司任副经理。1950年11月,我被调到市委办公室任主任,一直到“三反五反”运动结束,于1952年10月,调中央组织部工作。


  注:本文选自1995年出版《石家庄文史资料》第十五辑《人民城市的曙光》一书。作者在石家庄解放初任一区5街街长、石家庄市工商联主任、市委办公室主任,后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主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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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石家庄城市印记作者:杨法陶 口述 栗永 周红妮 整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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