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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家庄城市印记·解放忆述(七)

(回忆我在石家庄解放初期工作的经历——郭彤)

石家庄政协???时间:2019-08-15???浏览量:

  1994年4月23日,我们走访了石家庄解放初的第一位女局长、市政府委员郭彤同志。郭老年届75岁,曾任中央统战部干部局局长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,已离休。她的经历,是抗战前的地下党员,在抗日战争开始,从城市走向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,又从根据地走进城市的大批女干部的缩影。我们将郭老的回忆整理成文面世,以慰前辈,以示后人。其回忆整理如下:


  我是1947年11月27日进石家庄的。当时,我任冀晋区妇联副主任,正参加晋察冀边区土改会议,刚结束时,组织上决定让我立即进石家庄。


  入城后,先住西焦村搞土改,我是土改工作组组长,马志新是副组长。那时,把农村搞土改那一套全搬进了城。成立区政府时,分配我到二区区委任宣传委员。我所接触到的干部,大都是一个思想,在城市贯彻阶级路线,就是依靠城市贫民,街政府还酝酿过成立贫民会。市内形势一度很紧张,一些工商业者惶恐不安。我们二区管辖的中山路一带是石家庄的新市区,大商店很多,有些日子,闹得大商店都不敢开门,整天上着门板,只留着一条缝。大约到了1948年初春,市长柯庆施到中央开会,回来在和平剧院开干部大会,传达中央指示,城市工作依靠城市贫民是错误的,要立即把弯子转过来,依靠工人阶级,保护工商业,发展工商业,繁荣城市经济。开始,大家转不过这个弯,之后市委书记刘秀峰同志到市后又组织市、区干部参观铁路大厂、炼焦厂、发电厂、大兴纱厂,以树立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,才扭转过来。


  建区之初,工作主要是搞调查,深入贫民阶层了解社会情况,发现依靠对象和积极分子,然后就是“挖蒋根”,登记国民党军政人员、特务分子、还乡团等,结合着做治安工作。当时“挖蒋根”很严厉,我们半夜不睡,走街串户去查国民党军政人员,查潜伏特


  务和逃亡地主,挨门逐户查,吓得那些人直往床底下钻。当然事先有目标、有重点,不是盲目地乱查。我到过一个居民大院,有一位从解放区来的妇女,提供了不少情况。白天发现线索,夜间去找。区政府刚成立时,这一项工作花的时间长,费得精力大,所以印象很深。


  此外,还要排雷管,挖炸弹。国民党军埋藏丢弃的这些东西到处都是,连我们办公室的窗台上都有。开始也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,但见外表精致,像小孩的玩具,谁也没去动它。大约是1948年四五月份的一天,我在外边工作,国民党飞机来轰炸。宿舍里留着我的才一岁半的女儿,一个小保姆带着。我不放心,急忙跑回来看看。见没事,也近中午了,就躺在床上歇了一会儿。院子里“咣”的一声巨响,我从床上惊起,以为是飞机把炸弹扔到了院子里,两个孩子还在院里玩呢。我不顾一切地冲出门,只见孩子喊:“妈妈!妈妈!”往我跟前跑,我也迎着她跑过去,一把抱起来,只见孩子满身满头是血,成了个小血人,她立时晕了过去。原来,她们把窗台上的那些“玩艺儿”当捻捻转儿转着玩,一下子爆炸了。我吓坏了,区里的同志们闻讯跑了来,急忙喊着:“快,送人民医院!”我说:“孩子死了,还送什么医院!”他们说:“不要紧,快送!”于是大家七手八脚找了个三轮车,把两个孩子送到医院。接到电话老王他们1区和我们2区很多同志都赶到了医院,围着孩子喊啊叫啊,很长时间孩子才苏醒过来,身上有40多块豆粒、米粒大的小弹片,浑身裹满了纱布,发烧,说胡话。小保姆膝盖以下都是碎炸弹片,吓出了神经病。她是我们从根据地带过来的,很聪明的一个孩子,才16岁,本来准备让她参加工作的,这一来,伤愈后只好送她回家去了。为此,我们心里一直很内疚、不安。当时,我们对蒋军留下的这些东西全然不知,后来才知道是迫击炮弹的引信。我们用了很长时间寻找、清理弹药。其实,说是解放了,也不安全,危险时时有,好在大家都经过战争的考验,早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了。


  照现在人的想法,从农村到城市,那是享福去了。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。入城后,生活十分艰苦,比在农村还苦。在根据地,我们还自己动手开荒种地、改善生活,而入城后,仍然是供给制,而且什么都要买,伙食不好,整天吃小米饭,加点绿豆,老咸菜,不变样,吃得人直反胃。尤其是当时我正怀孕,反应厉害,小米饭本来很好,我们吃了十年,可是那时一闻到小米饭就吐。不吃这些,又吃什么呢?还得硬着头皮吃。有苦也不叫苦,有难也不说难,没有谁想过打退堂鼓。


  当时很多名人来到石家庄,可以说,石家庄是名人大荟萃的地方。像着名导演凌子风,是从延安鲁艺过来的,任石家庄电影院经理。他的夫人石联星是着名演员,饰演过赵一曼。中央也派了很多高级干部来石家庄考察、调查城市管理、工商业发展、社会状况,像黄敬、胡乔木等人都来过,研究城市工作,准备解放、管理全国的城市。1948年,中央派杨黎原(后任天津财委秘书长)来石家庄在我们2区住了几个月,搞社会各阶级、各阶层调查。


  我在区里一直工作到1948年底。1949年初筹备市妇代会,因我在冀晋区是搞妇女工作的,又开始做城市妇女工作了。1949年春,甘棠、赵全林等人到北京参加全国妇女会,把我留下主持工作。当时,我们和工会挤在一处办公,条件十分差,我就找到财政局长郭辛光同志要房子,他把中山路两处房子拨给我们使用,一处机关办公用,一处是妇女生产合作社,条件才好转了。这样,妇联很像样子了,又有了一个过硬的班子:甘棠任主任,赵全林任副主任,组织部部长是刘勉,副部长是段克强(海南岛解放后去海南工作了),宣传部部长张林。我主要抓妇女生产合作社,沿用了延安办妇女合作社的办法,把街道年轻妇女组织起来,做童装、童帽、童鞋,搞扎花等手工艺品,很火热,出了很多产品,也畅销。我还写了篇组织妇女生产的文章,在《石家庄日报》上发表,引起了人们的关注。


  我在妇联没多久,刘秀峰同志提出妇女参政,就调我到民政局任局长了,我和副局长沈万山两人负责,他是由4区区委书记调来的,秘书是刘金(后来在市委党校工作)。民政局摊子铺得很大,内有优抚科、房产科、人事科、社会科、民族、宗教、幼儿园等部门,业务很大,工作面很宽。优抚救济搞得很火热,年年春节开优抚大会。民族工作主要是做回族工作,因为石家庄的少数民族主要是回族。


  1949年7月,市里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。因为有了一年多的工作基础,各方面的工作关系都理顺了,选举工作得以顺利进行,选出的代表是各条战线的劳动模范、积极分子、社会各界知名人士,具有广泛的代表性。大会有规模较大的主席团,由各方面代表人物组成,轮流主持大会,我也是主席团成员,主持过大会。工人代表、农民代表、工商界代表、文教界代表、妇女代表、少数民族代表等都踊跃上台发言,气氛热烈。我还保存了两张照片,一张是一位农民代表上台发言的,因天热,他光着膀子,操着大芭蕉扇,我在主席台上主持会议还和他打招呼呢。另一张是我讲话的。可惜,现在一时找不到了。经过选举,组成了市政府委员会,刘秀峰同志当选为市长(这之前柯庆施已调南京),臧伯平同志当选为副市长(原任建设局局长),我也当选为政府委员,任民政局局长。从此,政府工作逐步正规,各种制度和例会都健全起来。


  当时,政府组成有一个显着特点,执行统一战线政策,比较重视民主人士参政,真正发挥他们的作用。不仅市政府委员有党外人士,而且各局也安排了一批党外人士任副局长,如税务局杨鸣远、工业局赵铭、商业局申希礼、卫生局王济民等。他们都很起作用,大会小会积极发表政见,关于工商、税务、监察等各方面,都发表了不少好的意见。他们中不少人还出席过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大会,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。石家庄市人民政权建设确实创造了宝贵的经验,值得很好地总结。


  注:本文选自1995年出版《石家庄文史资料》第十五辑《人民城市的曙光》。作者曾任石家庄市民政局长、市政府委员,后调任中央统战部干部局局长等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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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石家庄城市印记作者:郭彤口述,栗永 周红妮 整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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